因此，针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也就成为了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及四部规范性文件赋予人民检察院在两法衔接中重要职能之一。

激活宪法法律询问答复的机制安排 财新记者：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这说明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把法律答复看作与其他三类法规同等重要。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法院援引宪法条款做判决有没有宪法依据？这是不是属于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 周伟：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从中能推导出法院可以援引宪法。而且，委员长会议也讨论过报请中央批准修正的违宪实例。工作程序和现在一样就可以。那么，现行宪法自制定以来的30多年，宪法的解释和监督实施的情况进展如何？ 周伟：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实施监督的案例很少，至今尚没有一条以常委会名义做出来的宪法解释，都是以其他形式由其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做出的。这可以先从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关切比较大的一些地方案例做起来。

宪法委员会与宪法工作委员会也可以实行两套机构，一套人马。宪法与法律并没有禁止法院援引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那么在此类国家，立法机关是否因此被课予了必须将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积极义务呢？凯尔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如果立法机关发布了一个内容由宪法所禁止的法律，那就发生了根据宪法一个违宪法律所引起的全部后果。

[7]再如，《游行示威法》自颁布后不但没有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反而异化为权利限制。2.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统治视角的管理向善治视角的治理转向。[11]既然宪法可以直接由行政机关执行或者由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则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保障不必完全依赖于基本权利立法这一通道。在这种情势之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事实上往往会落入大姓宗族这一多数人的掌控之中，形势上看似平等民主的村庄选举，实质上却隐含着明显的不平等。

有的学者将这些成就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有关国家机关的组织及职权行使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建立了有关国家主权方面的法律，创立了有关地方自治的法律，创立了一批有关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承认人民享有宽广的自由，有利于启动公民的自主精神。

其二，第9条做出了与第8条相矛盾的所谓变通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既然立法法要区分清楚不同层级的立法权限范围，就不应当通过此类规定模糊掉已有的努力。中国宪法所采取的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基本权利的效力、保障模式和救济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实践的基本缺陷。根据相关部门的处理结果来看，境外3起申请有2起因手续不全、不符合申请要求而被退回，1起因违反《游行示威法》规定而不予许可。因而，法不禁止即自由命题的成立是以对法律的完善理解和解释为前提条件的。

即使某些基本权利已经被具体化为法律，但由于国家立法目标更多地侧重于秩序追求而非权利保障，致使相关权利立法实际上发挥着权利限制的作用。总体上看，较长时期以来中国基本权利立法一直服务于构造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维稳模式。虽然已经制定有关出版和财产权利方面的私法，但私权利不可能起到公权利之于良性宪法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未列举权利属于法未规定同时法不禁止的范围，理应推定为公民的自由权利领域。

[9] 一般来说，对少数人的权利普遍采取平等保护和特殊保护并重的原则，在确保少数人享有和多数人法律上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的同时，对少数人根据其群体的特殊属性进行特殊对待和特殊保护，以确保他们不因某些能力或先天特性的缺乏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历经1年多才受理此案，经一审、二审后董坚等人于2006年最终败诉。

在少数人权利保护和实现的问题上，中国的立法是相对完善的。但问题在于，对少数人的界定不应当限定在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意义上，而更应当作为政治权利对待，这恰恰是我国当代公民基本权利立法的突出问题。

法律修改则是更直接更显著的促进法制进步的方式，通过法律修改，将有助于公民权利保障的原则予以强化和完善，尽快将少数人权利保障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比例原则等吸收进基本权利立法。2.某些基本权利立法存在着异化为权利限制法的问题。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都不得加以取缔。为此，必然要求基本权利立法更加完善和深化，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生活创造条件。[14]因此，只有充分向公民赋权的法治模式才是构建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通过积极全面的基本权利立法满足民众的权利需求才是解决国家政治稳定问题的良策。来源：《法学》2014年第8期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基本权利立法 抽象权利 积极义务 立法转向 。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与公民权利保障存在着密切联系。注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当今世界人权与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之一，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亦被视为一个国家人权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

宪法规定的缺失和立法者的选择性立法、消极立法必然造成基本权利在内容上明显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1）平等权立法存在着对政府义务规定过于笼统，规范范围仅限于劳动就业等狭窄领域，缺乏禁止歧视条款等多方面问题，导致平等权立法相当程度上处于虚置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具宣言性权利意义，只是在程序法领域落实得比较到位。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了落实，基本建立起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广泛存在着基于地域和身份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现实的城乡差别、行业差别、所有制差别都在法律当中得到了体现，尚有众多社会主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权的享有者之外，无户籍者、流浪者、乞讨者、欠缴社会保障费者等众多人群都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

4.在权利立法上仍旧侧重多数人的权利保护，对少数人的权利不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先进国家的治理则呈现出与以往管理模式明显不同的特征：治理强调的乃是使冲突的不同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在规则基础上多元互动、协调与合作才是治理的核心所在，治理因之必然以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取向。

[2]参见徐显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人民日报》2009年3月12日。大量有关公民财产的征收、征用和收税的依据仍然是行政法规，保障层次较低。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也同时决定了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只能采取相对保障的模式，即所有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只有通过法律的具体化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这就使得权利立法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必要前提，立法者对待基本权利立法的态度和作为直接决定了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度。在诸多基本权利中，尤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立法问题较多，尚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和人身权利、公民财产权利、平等权等基本权利有的没有制定法律，有的仅有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不重视公权力执法程序立法，对于日渐增多的不同性质的权利（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之缺乏系统明确的指导性原则的规定。我国宪法在对少数人权利保护也作出了丰富多样的规定，并且这些规定绝大多数已经落实为法律。

[1]参见王广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及其相关法》，《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2）以低位阶的立法取代法律，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虽有助于为后来立法积累经验，但事实上却为行政执法部门不受限制的行政裁量提供了空间。

[10]必须指出两点：一是此原则绝不适用于公权力推定，公权力必须遵循法无授权则禁止的限制。立法者可以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将那些不够理想、不够完善的权利条款作出符合当下公民权利诉求和社会普遍理解的解释。

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立法未能充分明确政府的保障责任，亦缺乏追惩措施的规定。更何况，在中国宪法采取抽象的基本权利保障模式的情况下，公民权利保障只剩下立法这唯一可行的路径，立法机关的积极作为之于中国人民的权利事业具有构成性意义。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立法负有不可推卸的积极义务，立法者没有任何理由推诿和延宕权利立法。他们可以是立即适用于，直接规定行政和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

[10]郭道晖：《论权利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作为致力于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理应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方面做出表率，公民对其基本权利的充分享有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基础。

严格地说，凡是不符合立法法法律保留规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应尽早予以撤销。  魏治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这就需要从基本权利立法的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全面视角去认识当代中国基本权利立法的现状和问题。其中持久存在并将长期制约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最高立法机关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立法落实不够，导致相当多的公民基本权利未能较好地转化为法律权利。